一个真实故事:穷人家孩子的出路在哪儿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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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真实故事:穷人家孩子的出路在哪儿?

作者 | 刘娜?

我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,祖上世代为农。

我的父亲一度津津乐道的是,解放后农村阶级划成分时,我们家被划为贫下中农:一贫如洗的清白人家,免遭批斗的光荣阶层。 但这份荣光,并没有持续太久。伴随我们兄妹三人的出生,结结实实的穷和实实在在的难,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。这时,他才知道:穷不是件体面的事儿,而是件要命的事儿。为了摆脱这种穷和难,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兄妹三人身上。这个迫切的愿望,或许能从每个期末,他在我们仨成绩单“家长寄语”一栏上,不厌其烦地重复写下那句名言中窥见一斑: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。但很快,他就发现,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读懂这句话的深意。

我哥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,比我大4岁。我妈怀他时,感染病毒,无钱医治,他生下来,就患有严重的眼疾,一只眼几近失明。因家庭贫困,求医无门,直到娶亲成家,他那只眼也没有做成手术。

但,这并不妨碍他是个聪明的人。 他记性非常好,成绩也优异,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,一直是我望尘莫及的对象。以至于教过他也教过我的乡村老教师,每批改我的卷子时,都叹口气说:“你的成绩要是像你哥,就好了。”

聪明反被聪明误。

自到乡里读初中,我哥的成绩就一落千丈。 可能是怕人笑话他有眼疾,也可能是想证明自己很厉害,他和一帮男生混到一起,打群架,玩游戏,做坏事,被老师列入坏孩子的黑名单。

父亲骑着二八自行车把他从学校带回来,关在西厢牛屋里含泪用皮带狠狠抽下去。 不思悔改的我哥,硬是不哭不喊不求饶,从此和校园一别两宽,各生欢喜。

15岁时,我哥就随村里的打工队,去北京建筑队盖房子。 干了一年,过年回来时,发工资的老板走到他跟前,忽然宣布:没钱了。 我哥从北京一路哭到家,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去帝都。如今他40多岁了,依旧遵守着这个诺言。

17岁时,我哥去了广州。

此后20多年间,一年365天,他有350天在广州打工,有10多天回老家过年。 哪怕结婚娶亲,哪怕儿女出生,也不例外。他干的活儿,就是往大小不一、档次各异的包装箱盒上印宋体字。 尽管,他辗转多个厂,下过不少力,受过不少气,甚至因工伤险些残废,到头来并没有挣到什么钱。 最大收获的,是他在老乡聚餐时认识了相貌端庄、勤俭持家的我嫂子,然后生下健康可爱、留守在家的一双儿女。

39岁那年,打工漂泊22年的我哥,忽然宣布:不愿再受资本家的剥削,要自己当家作主做老板。 他和我嫂子来到郑州,租了一家小的不能再小的门店,投身户外广告制作的大军。 创业比打工更难,哪怕是一家小店。多少个夜晚,我办事回来,或无聊刷屏时,都能从他朋友圈动态里看见这么一句无奈的说说:“深夜11点,还没吃晚餐。”每当这时,我就想问问他,当初宁愿被我爸关在牛屋挨打,也不愿回学校读书的那个决定,到底对不对。

人生没有后悔药。所以,今天我哥很拼。为如约把货送到,他曾在电梯停运的深夜,扛着几十公斤的展布爬到20楼;为拉拢一个客户,他曾赔本不赚钱帮人忙活好几天。 甚至为了打点关系,他把我送给他的上等茶叶,转手送给了中间人......

像当年一样倔强的他,一直在坚持着赚更多钱,过更好的年。

这样的,还有我妹。

我妹比我小4岁,长得比我好看,思维比我敏捷,口才比我顺溜。

在她还是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时,我爸曾当众宣布:我家二闺女,将来是要当大律师的!

希望有多大,失望就有多痛。 我妹初中毕业,没有考上高中。当时,我在读大学,我哥即将成家。父母希望她能去读职高。结果,舍身取义的她,像刘胡兰一样一拍胸口,大义凛然地说:“我不读书了,我要去挣钱!”

无私的人,注定是要吃大亏的,因为她为别人弄丢了自己。 我妹也去了南方,先后成为鞋厂、制衣厂、电子厂里的一台机器。 就像很多过早辍学的女孩一样,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,都是在闭塞压抑的车间度过。 在广州很多年,她甚至没有去过越秀公园,吃顿牛排披萨。 她能结识的人,除了打工的老家人,就是打工的外乡人。到了成家的年龄,她回到了老家,嫁给同在外打工的妹夫。知识的匮乏和眼界的局限,让她意识到自己正在重复母亲们的老路:愚昧一生,操老一生,委屈一生。

“再也不能这样活,再也不能这样过。”发出这样的呐喊后,没有机会成为律师的我妹,决定和坚硬的人生再来一次辩论。 她利用业余时间,考了营养师资格证和月嫂资格证,成为家政服务行业的一员。代价是,她要把自家娃丢在老家,跑到浙江没日没夜地给别人哄娃,她要用自己脸上的皱纹和浑身的酸痛,换取雇主的年轻和一身的轻松。

然后,才能在月底,拿到或多或少的工资。 她和开集装箱车的妹夫,凭着这样的牺牲,竟然也全款在老家县城买了房。

不久前,她在我面前许愿:等她娃上小学,她就辞工回家,专心陪读。 那一刻,我从她不再年轻不再好看的容颜里,看见了悔恨与觉醒:对自己的悔恨,对知识的觉醒。

和我哥我妹相比,我是我们家长得最丑、脑瓜最笨、最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那个孩子。 读小学时,因为数学总不及格,我曾被人嘲笑为“榆木疙瘩脑袋”。

读中学时,因为颜值太低,我眼睁睁看着暗恋的男生一个个和别的姑娘搞起了对象。 但,我不想干农活,不想出去打工,不想像我哥那样被人欺负,也不想像我爸妈那样操劳终生。

怎么办?唯有死读书,唯有读死书。

凭着这种“我笨我怕谁”的硬抗,和成为“父母最后希望”的悲壮,我硬是一步步叩开大学的大门,成为老家小村第一个本科生。

大学四年中,我凭着“我穷我靠谁”的愤青,拼命练笔,爱上写作,在各级媒体发表数万字长短不一的文章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凭着这些拿不到台面上的文章,来到报社上班,从此有机会接近形形色色的人,见识千奇百怪的事,看透人情冷暖的真,写下来自我心的文。

纸媒没落时,我又凭着“我写我怕啥”的执拗,在别人诚惶诚恐或心存侥幸之时,自学管理学、经济学和心理学,考取二级心理咨询师,运营一个公众号,并因此结交更优秀的同行,走向更广阔的世界。

当我走进江苏卫视的演播大厅,当我来到全国自媒同行分享会,满面笑容地自我介绍:

“我来自农村,我父母都是农民”时,我就知道,当年那个饥饿和贫困、自卑和拧巴的时代,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这个信念,在看到我口出妙语、自信满满的儿子时,更加坚定:

那个长得酷似我的小男生,已经完全没有我当年扭曲苦涩的影子,而在阅读、学习、游玩、探索中,正成为一个阳光美好的少年。

与此同时,靠下苦力在郑州安稳下来的我哥,也在努力结束他家两个孩子的留守命运:买房和孩子们同住,鼓励孩子们好好读书,勉励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学得一技之长,才能在社会上立足。

而买了房的我妹,也决定干完手头的活儿,回到县城边做小生意边陪读她的娃,用不一样的起点和平台、努力和耐心,让孩子避免重复她的命运。

我那头发花白的老父亲,已多年没有机会在我们的成绩单上签字。

但每当家庭团圆时,他都挥舞着那双铁耙般的大手,语重心长地对儿孙们继续重复着: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啊。”

这,就是我们家的故事。

一个穷人之家的故事,一个底层之家的故事,一个最普通也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家庭的故事。

故事的最后,我还想把父亲说的另外三句话,分享给你们听:

穷人家的孩子,一定要好好学习,哪怕有一丝机会,也不要放弃读书,这是穷人唯一的捷径。

穷人家的孩子,一定要不怕吃苦,吃得苦中苦,才可能追赶上别人,这是穷人最后的尊严。

穷人家的孩子,一定要不能太急,只要一代比一代强,这就是穷人最大的脸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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